近日，“46岁独居女子离世后遗产买墓地需法院审批”一事引发关注。据上海广播电视台报道，孑然一身的蒋女士病逝后，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。蒋女士昏迷后，远房表弟吴先生垫付了医疗费。吴先生想用她的遗产举办追思会并买墓地，民政部门表示可以书面申请，费用要在合理范围内。
从法理看，民法典增设“遗产管理人”制度，对于蒋女士这种案例，民政部门兜底并无不妥。并非只“收钱”，也得负责“还债”——包括清理遗产、收回债权、清偿债务等。清债后有剩余遗产，才依法归入国库，用于公益事业。
再看情理方面，逝者遗产用于墓地购置等身后事，不该是问题。目前因缺乏明确操作标准而陷入程序困境，或在于虹口区民政部门表示，类似案例属首次出现。只是，为独居人办体面的身后事，不能被“没有先例”困住。
据看看新闻报道，自设立遗产管理人制以来，上海的民政部门担任过83次遗产管理人。任何制度的改进，总得有敢于担当勇于尝试的破冰试水，每一次摸索中的制度累进，都是一次为后来者提供参考镜鉴的珍贵“先例”。以个人遗产让逝者体面离世的探索，不妨从蒋女士的案例开始。
从患病昏迷后无法动用积蓄支付医药费的困窘，到表亲垫付医药费，并提议办追思会、买墓地等遗产支付问题，再到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现实可能，它如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不同的思考面向和改进维度。
展开剩余40%比如，能否考虑在法定或意定监护人之外，社区、银行、医院等联动起来，思考设危急时刻的监护绿色通道，让签字手术和救命钱支取变得更便捷？
办追思会、购置墓地等相关遗产支付程序，也可优化。如果每一步都需要书面报告，是否制度成本太高？
既然民政部门已牵头联合司法、法院等多方研究制定临时监护操作指引，那么不妨将更多现实问题纳入考量。比如墓地价格“合理范围”划定标准，及后续维护费等是否应在遗产额度内解决？民法典对遗产分配“扶养较多”标准，是否也可结合具体表现来认定？
临时监护真空、执行标准模糊等需要破局。正好借此细化法规，注入人性温度。人生不是孤岛，法律需从重“财产处置”转向“生命尊严保障”。让独居者不“孤独死”，任何人都能有尊严地离世，标注出的正是文明的刻度和高度。
（作者：李晓亮，来源：红星评论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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